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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生率降低、老龄化加剧 中国要不要全面放开生育?

《中国经济周刊》记者 王红茹|北京报道

姚坤

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发布的数据,2021年年末全国人口141260万人,比上年末增加48万人。

“这是历年来的新低。按照这个趋势,中国有可能提前出现人口负增长。”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秘书长房连泉表示。

学界的普遍共识是,过去几十年,人口红利助推了中国经济实现高增长。如果人口负增长过早出现,就比较难以扭转人口的负增长趋势,进而会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。

当前,我国正面临人口增速放缓、总和生育率下降以及人口接近深度老龄化等新趋势,多种因素叠加,该如何应对?在全国两会期间,《中国经济周刊》联合百度APP独家制作的系列直播《代表委员面对面》节目中,代表委员和专家学者围绕人口热点问题,积极建言献策。

人口增速放缓,人口负增长或提前到来?

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(以下简称“七普”)显示,过去10年我国人口保持继续增长态势,但增速放缓。

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,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人,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133972万人相比,增加7206万人,增长5.38%,年平均增长率为0.53%。

再往前推算,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,10年增加7390万人,增长5.84%,年平均增长0.57%。

“这是一个趋势性问题。”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宁吉喆此前曾表示,这种趋势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,主要原因是育龄妇女特别是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的持续下降,还有人们生育时间的推迟,以及生育养育成本的提高。这些都导致出生人口规模有所收紧。

总和生育率是反映生育水平最直接的概念,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每位育龄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。根据人口学理论,总和生育率需要达到2.1,才能达到世代更替水平,即维持下一代人口与上一代数量上持平。

国际上通常认为,总和生育率达到1.5左右是一条“高度敏感的警戒线”,低于1.5则进入国际公认的低生育陷阱,再次提高生育率将会变得困难。

就我国而言,2011年至2015年总和生育率均超过1.6,2016年和2017年的总和生育率均超过1.7,此后总和生育率走低,2018年总和生育率下降至1.5,2019年总和生育率为1.47,2020年总和生育率低至1.3,低于少子化严重的日本总和生育率1.34。

基于这样的情况,我国自2016年放开“全面两孩”政策,当年新出生人口数出现上升,此后又不断下降。

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,放开“全面两孩”的第一年(即2016年),全国出生人口数量为1789万人,较2015年多出生131万人。2017年至2019年,中国全年出生人口分别为1723万、1523万和1465万,2020年全年出生人口仅有1200万人。

“如果按照当前的生育率,我国到2035年、2050年,14亿人口大概会降低到13亿左右。”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、上海社会保障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汪泓分析,中国生育意愿低有四个方面的原因:一是生育的社会责任大,二是经济负担重,三是婴幼儿无人照料,四是女性难以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系。

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彭希哲认为,基于当前我国低生育水平,萎缩的育龄人群,以及弱化的婚姻意愿等多种因素交织,预示我国人口可能即将进入零增长或负增长时代。

在人口生育率下降的同时,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。七普数据显示,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,占比18.70%,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,占比13.50%。

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,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5.44个百分点,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4.63个百分点。

按照国际标准,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%时,意味着进入老龄化社会;达到14%,则为深度老龄化;超过20%,则为超老龄化社会。

在2000年,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7.0%,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。到了2020年,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,13.50%的占比逼近14%,接近深度老龄化。

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表示:“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和人口结构问题是同时存在的,这是发达国家所没有的,也是属于中国的特殊国情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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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保障“三孩”政策实施效果?

为应对不断变化的人口形势, 2021年5月3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,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》,会议提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,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。

政策实施已半年有余,成效如何?汪泓表示:“目前中国人口众多、人口与资源环境相对紧张等国情没有发生根本变化,三胎政策以及配套措施推出以来,其成效仍需一定时间才能逐步显现。”

这不妨碍学界对到底哪个年龄段女性有可能生“三孩”进行研究。北京市政协委员、优客工场创始人、人口学与城市更新学者毛大庆经过详细分析后认为,我国第二个人口高峰是1985年到1994年,出生了1.84亿人口,目前是28岁到37岁。

“这部分人群是属于育龄能生的女性,但是生二孩的人不多,一孩也很有限,三孩更谈不上,说明这些人的生育意愿并不强,有可能生三孩的也是这部分人。”毛大庆说。

在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彭希哲看来,“三孩”政策已经满足了中国人对生育的基本需要。

“尽管过去几年我国陆续出台了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再到放开三孩,实际上对我国人口出生数量的影响非常有限。在全面放开二孩以后,人口出生数量也只有一两年短暂的反弹,很快就下降了。”彭希哲说。

为加快落实全面三孩政策,汪泓提出以下鼓励生育政策。

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,覆盖从怀孕保健到孩子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。在个税抵扣方面,以新加坡为例,在有第一个孩子时可以要求5000新元的税收回扣,第二个孩子提高至1万新元,之后每出生一个孩子,都可以得到2万新元的税收回扣。

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。例如,美国将幼儿托育纳入公共服务体系,通过立法保障经费投入和推行质量评价系统,推进婴幼儿托育服务发展。

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保障,倡导女性就业平等,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。

四是鼓励生育还要在住房、教育和医疗上下大力度减负。新加坡为鼓励生育,在住房支持上,出台“已育有孩子的夫妻,在申请组屋时具有优先权,且享有租金优惠”等政策内容;在医疗补助上,建立医疗基金,加大对接受辅助受孕疗程的夫妇给予补贴,补贴额度达到总费用75%以上。

“当前的重点是要继续推进三孩政策,加大实施力度,重点解决年轻人‘不敢生、不愿生、生不好、养不好’的问题。”汪泓说。

要不要全面放开生育?

“十四五”规划中涉及到生育政策的内容包括: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,优化生育政策,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等。

目前,三孩政策已经出台,规划中提到“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”是否包容四孩家庭,引发关注。

“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,国家的总体趋势是鼓励生育。中国是人口大国,我国总人口已经达到14.12亿人,生育决策调整要综合考虑我国基本国情、既往政策实施效果等多方面因素。”汪泓表示。

毛大庆认为,应该尊重生育意愿,让大家自主生育,“自主生育或许也不见得有用,但是对社会具有引导性意义”。

彭希哲也赞成全面放开生育,“或许对人口年度出生数量的增长影响很小,但是意义比较重大,有利于统一认识,加快生育潜力的释放”。

他进一步提出要在政策上进行分类指导。“中国地域辽阔,不愿意生育的主要是城市人口和流入城市的一些农村人口。但是在农村地区,有一部分人群经过适当的鼓励、奖励,还是有可能愿意再生育的。”

专家认为,提高生育率,还应关注不孕不育人群。

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,我国结婚登记女性的年龄占比中,35岁及以上非最佳育龄妇女的占比正逐年增加。目前,我国育龄夫妇的不孕不育率已经攀升至12%~18%。

“中国现在不孕不育的人群越来越多,想要生孩子却怀不上,这是很大的生育能力损耗。因此,应该进一步推广利用辅助生育技术,将这部分人口的生育潜力发掘出来。”彭希哲表示。

毛大庆认为:“对科技辅助生殖政策的放开,是非常需要去研究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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